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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西部片”中的史诗,文明更迭中呼唤着包容通达的态度宿夜花

图片说明:《红河》:“西部片”中的史诗,文明更迭中呼唤着包容通达的态度宿夜花,。

文:宿夜花


电影《红河》曾获得第21届奥斯卡最佳剪辑、最佳电影故事奖的提名,并于2008年入选美国电影学会(AFI)评选的十大经典西部片。事实上,我们内心熟悉,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非在于内容形式上的不可复刻性,而是在于它为特定主题提供了一个标杆与模板,永远有着解读不尽的审美趣味。


就“西部片”(Cowboy Movie)这一类型而言,那些“典藏级”经典无不如是。


浪漫的英雄神话背后,是男性渴望成长与崇拜力量的心理投射,因此《原野奇侠》中小男孩对牛仔的崇拜,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构建的梦想。


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的对抗中,纵使主人公英勇强健、正直良善,面对正义的缺席、群体的沉默,仍旧是孤胆英雄般的形单影只、弱势无助,是故《正午》中警长的孤注一掷尽显悲壮,成为一种“反英雄化”的另类注解。


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融合中,族裔间的理解、不同文化的包容成为现代人所呼唤的理想,因此《与狼共舞》展现了“后西部时代”现代视角、当代价值取向下的思考,以一种更为平等、尊重的视角,展现了传统主流话语中被矮化的印第安文明。


回到电影《红河》的主题上,它的精彩之处在于,没有刻意渲染正与邪、善与恶、文明的敌对与冲突,而是通过两代人的冲突和解,将西部精神从最狭义的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英勇无畏、富于开拓升格为一种代际间的继承与创新的“扬弃”精神——子辈从父辈的英雄经验、人生经历中学习与成长,又在叛逆与反抗中摒弃其陈腐刻板与守旧,完成西部精神的重塑与再定义


影片的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曾获得第47届奥斯卡荣誉奖。比之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宗师”标签而言,他予以观众的印象正是不局限于某一类型,例如“黑色电影”《疤面人》、“怪诞喜剧”《育婴奇谭》、“西部片”《赤胆屠龙》。因此,他的表达通常可以跨越类型片的壁垒,而达成观众情感上的共鸣。


文明与自然冲突中:原始生存意志驱使下的西部史

电影《红河》没有将重点聚焦于文明与自然的对抗冲突,而是自始至终以德州牧场的牛仔为视角,书写他们的生存抗争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画卷。既没有暴力对抗的快意恩仇、酣畅淋漓,也没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浪漫惬意,有的只是为了生存意志与自然斗争的严酷冷峻、命运的反复无常变幻莫测


文明与自然的角力,是影片的故事背景,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没有选择用过多的文字对白交代,而是将其直观地反映在视觉空间上,通过画面给人的直观感受去呈现。


一方面是文明的符号,火车与铁轨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文明的发展加剧了牛仔的生活困境。影片的背景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德州,北方的工业文明改变了南部牛仔的生活情况,北方资本家的倾轧又导致德州牛肉的暴跌,因此牧场主唐森只得带领着牛群去往北方城市的大市场。


另一方面,自然的力量,始终是牛仔需要面对的生存威胁宏伟壮阔的“红河”、萧瑟凋敝的荒野、风雨雷电的自然之力、群牛狂奔的危急之境,昭示了牛仔生存局面的艰辛困苦。


与原始与自然力量的对抗,仍旧是牛仔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西部生存法则特征中无可避免地延续着弱肉强食、暴力对决的“丛林规则”中的强者崇拜;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又开始驯化并改变着这种生存规则,这正是影片视角的巧妙之处自然与文明的冲突是动态的,而生存是永远需要面对的


唐森,正是这种生存环境下的典型代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为了生存孤注一掷、不惧苦难、坚持奋进的韧劲儿与生命力。他回绝了爱人,自己孤军奋战,用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了自己的牧场。


饰演男主人公唐森的约翰·韦恩,作为好莱坞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明星,他的名字与一部部传世的西部片经典(《关山飞渡》、《搜索者》等)紧密相连。性情孤独却坚韧、个性诚恳却彰显锋芒、不惧自然暴力、不畏世俗纷争,几乎成了他银幕形象的共性。


“英雄形象”的颠覆与重塑:代际冲突与和解中的汰旧立新

《红河》的深刻之处在于,并非是简单致敬抗争自然的西部英雄,而是以现代人的视角批判性的审视,以此在对英雄形象的颠覆与重塑中,进行着一种反思。影片中,唐森、马修父子正是在一种潜在的思想博弈、行为对抗中进行着不断地冲突与和解后,传递着一种汰旧立新的思维。


主人公唐森的英雄形象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瓦解与颠覆的?


男性群像角色的刻画,并不比女性群像的书写来之容易。因为在很多“女性电影”中,当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觉醒作为主要成长线之后,女性间可以通过反抗男性意志来达成一种纯粹的“女性同盟”。而男性情谊间的微妙情绪则与权力与意志息息相关。


唐森作为父权意志的代表,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的得力助手格鲁特虽然深知其性格缺陷,却一直安心于服从他的权威。两个男性角色之间在友情与信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主导者与辅佐者的关系。


而马修的出现,开始逐渐打破这种平衡的局面。作为养子,服从于父亲权威、臣服于父辈意志,似乎是传统观念下理所应当的法则,但从精神层面来看,马修与养父唐森一样,他们桀骜不驯、拥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观与判断是非正邪善恶的标尺准则,他无法原样复刻父亲的意志。


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对三位男性之间的关系把握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善于利用画面与构图去交代彼此关系的强弱对比、以及在不断制衡博弈中的微妙变化——从起初的马修力量的弱小、话语地位的边缘化,到拥有与之相当的争锋相对之力,再到可以拥有将其击败的颠覆力量。


除了三个主人公外,次要角色在行使其功能性的同时,也性格各异、丰富多彩。


唐森随着年龄增大、不可避免地落伍保守,思想闭塞的同时又仍旧刚愎自用、自负独断、嚣张跋扈、残酷暴戾。不仅相伴多年的助手格鲁特深感不满,牧场的伙伴也逐渐开始质疑他的判断力与眼光。因此,当唐森试图想惩罚逃离的牛仔之时,遭到了牛仔们的一致反对,仁慈、善良更具活力与新视野的马修,成了牛仔拥护的新牧场主。


这种叛逆精神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马修的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着一种抗争精神。从被唐森收养开始,他未曾遮掩过自己的质疑:为什么牧场要用“D”(唐森Dunson)而非“M”(马修Matthew)?


唐森书写自己的生存抗争史,但文明的巨轮注定不会因为个人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停止前进。因此,更符合现代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的马修,沿承了他的勇敢、英武、坚毅、自由,同时他具备着唐森并不具备的包容、通达、开化、宽宏的品质。


因此,电影《红河》所阐释的主题,不单单是关乎于传统西部话语体系的狭义“西部精神”,就像《乱世佳人》在对战争的反思中最终引发的叩问是:个体如何去适应文明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呢?


那些过往的英雄豪杰已经远去,但在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文明的消逝与更迭中如何更好地发展自我以适应当下生活、书写自己的人生?如何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建立起更为通达开化的认知方式、兼容并蓄的人生观?这是每一个当代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正是《红河》作为一个传统好莱坞的经典西部片,所引发的当下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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